‘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速牛配资，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这句节选自《圣经》的话，是前亚洲女首富龚如心与公公王廷歆的‘世纪遗产案’初审败诉时，原审法官任懿君在判词中的开场。
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是押着相似的韵脚。
最近，一场围绕21亿美元的离岸家族信托争夺战将‘饮料帝国’娃哈哈推上舆论风口。
2024年12月，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三个人向香港高院申请了一份临时禁令，针对娃哈哈董事长宗馥莉，和一家在英属维京群岛（BVI）注册的公司——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阻止他们处置、处理或减少后者在汇丰银行开立账户中的资产价值。
原告主张，娃哈哈集团前董事长宗庆后生前为他们设立了信托，承诺给三名子女每人7亿美元。截至2024年初，该账户余额约18亿美元。但在2024年2月宗庆后去世、宗馥莉接管集团后，有法律文件显示，约110万美元已从汇丰银行账户转出。
双方矛盾由此激化，娃哈哈的继承之战也随着香港高院的一纸诉状而被揭露于人前。
目前该事件的最新进展是，香港高等法院将于8月1日进行聆讯，宣布决定。
因为此前三位宗姓人士还在杭州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对宗庆后持有的娃哈哈集团29.4%股份的继承权。香港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否会对另一个诉讼产生影响？也留下了悬念。
眼下，这笔离岸信托资产成为全民舆论的焦点，不仅涉及巨额财富以及由此牵扯出的富豪隐私，也让市场对于企业权力交接和家族财富传承的讨论再度升温。
一旦处理不好，不仅企业经营会在顷刻间崩塌，公司员工、合作伙伴、甚至股民（如果公司已上市）都会受到波及。
杉杉集团就是一个惨痛的案例，因为创始人郑永刚的意外离世，未能提前做好企业交接导致家族内斗升级，最后引发了系统性的崩盘。
这也是最近几年，国内家族信托业务快速发展的重要背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意识到，家族企业在‘人、家、社、企’几个维度都容易遭遇系统性风险，需要提前规划，更需要借助专业工具。
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披露的数据，截止到2024年底，我国境内家族信托业务规模已突破6400亿元。
而作为离岸信托设立的热门地区，截至2023年底，香港信托持有资产总额为51880亿港元（6670亿美元），其中，55%的投资位于中国内地和香港。
从一个侧面来看，这也是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随着企业经营管理日益复杂，且步入代际交接、财富传承的关键阶段，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群开始关注风险隔离、财富分配、税收规划等现实问题。
因此，无论娃哈哈的遗产争夺案将迎来怎样的终局，它都为中国企业家的传承规划敲响了‘警钟’；而对于正在经历转型阵痛的中国信托行业而言，一个新的‘窗口期’或将就此开启。
1
顶级富豪们的‘阳谋’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家族信托总出现在顶级富豪的财富传承故事里。
比如通过设立家族信托，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家族传承七世依然屹立；香港商业巨擘李嘉诚更将家族信托视作自己的‘第三个儿子’，认为是家族信托让两个儿子有兄弟可做。
为什么家族信托会受到顶级的富豪青睐？或许要先从它的定位和作用说起。
根据原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37号文’）中的定义：
家族信托是指信托公司接受单一个人或者家庭的委托，以家族财富的保护、传承和管理为主要信托目的，提供财产规划、风险隔离、资产配置、子女教育、家族治理、公益（慈善）事业等定制化事务管理和金融服务的信托业务。
信托业务本就具有资产隔离作用，当委托人的资产被注入信托，这部分财产便与其他财产相分离，这种分离确保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安全性——即便未来委托人遭遇债务危机，这部分资产也不会受到影响。
在此基础上，通过家族信托，他们可以建立一套制度和规则来支配这部分资产。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或自身是否在世，都能保证财富按自己的意志运转和传承，减少财富损失、避免家族纷争。
然而，与成熟市场相比，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都相对年轻，尚未来到财富传承的节点。因此过去这些年，他们对家族信托的诉求并不聚焦于财富传承，而更多基于商业考量。比如，离岸家族信托的设立通常与中国企业的境外上市潮‘同频’。
截至2023年底，港交所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中，股东层面含家族信托的企业有81家；美股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中，股东层面含家族信托的公司有24家，而那些科技、消费‘新贵们’的名字赫然在列。
根据招股书披露，小米、海底捞、拼多多、贝壳、B站、乐信……这些企业上市前都设立了离岸家族信托持股架构。而过往的实践证明，家族信托确实能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
2012年，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与丈夫蔡奎宣布离婚，当时公司市值高达764亿港元，离婚涉及的家产分割达577亿港元。稍有不慎，就可能给公司股价甚至后续经营带来致命打击。
但得益于上市前两人分别将持有的公司股权装入各自的家族信托，这起离婚并未对龙湖地产的市值和经营造成实质影响。2018年，吴亚军再次通过家族信托架构，将龙湖地产约43.98%的股份平稳传承给女儿蔡馨仪。
这也被业内称为一次教科书般的传承案例。
现在，这种方式也成为了越来越多大型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的选择。
比如，海底捞的创始人夫妇，就是在上市前做了离岸的家族信托架构。
还有今年上半年，361度国际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宣布公司六位股东——丁伍号、丁辉煌、丁辉荣、王加碧、丁建通及王加琛——分别设立家族信托，通过离岸架构将合计约65.60%的公司股权转入信托计划，标志着361度从‘家族控股模式’正式转向‘离岸架构+控股公司’模式。
2
法律‘基石’与政策‘密码’
不难发现，过往我们关注和讨论更多的是离岸家族信托，即设立在境外的信托。委托人将资产所有权转移至信托机构控制的海外公司，由海外公司持有信托财产。香港、新加坡、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都是常见选项。
以香港为例，香港信托公会在《2025年香港信托行业报告》中指出，预计未来3-5年中国内地市场仍将是其最重要的增长引擎。
这种格局的形成一方面与境内家族信托起步晚、发展不成熟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这项业务的发展与本地的法律体系密切相关。
换言之，家族信托的诸多特征与功能本就带有立法时就已经确立的价值取舍，而这也是家族信托设立的‘基石’。
如果要追根溯源，家族信托起源于罗马，制度形成于英国，并且在美国实现了腾飞。因此，离岸家族信托中，英美法系影响深远，其‘一物二权’观念是核心。
具体来说，当财产注入信托时，表面所有权归受托人，实际受益权则归信托受益人。
这种权属划分使得信托财产在实务中可从委托人顺利转移到受托人名下，不仅操作更灵活简便，还能包容更多元的资产类别（如艺术品、不动产、非上市公司股权等），很多情况下也不会加收额外税款。
相比之下，国内家族信托虽融合了‘委托’概念，但其权利基础本质上仍遵循‘一物一权’原则。
这意味着国内家族信托中，资产注入通常被视为一种交易行为，会带来更高的税费成本和更复杂的手续流程。
在此基础上，一些地区为争夺‘富豪’资源，还会推出优惠政策与条款，吸引资本流入。
以香港为例，特殊的历史决定了香港的法律制度沿袭英美法系，而作为全球重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它又设置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因而成为许多企业家搭建家族信托的首选之地。
比如，早在2006年香港就正式取消遗产税，并建立了覆盖全球的税收协定网络，已与数十个全球主要经济体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为资本流入提供了良好环境。
2023年以来，香港又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和营销攻势。
香港政府在《有关香港发展家办业务的政策宣言》中宣布推出‘八大举措’，包括由单一家族办公室在香港管理的家族投资控权工具（FIHVs）获得利得税豁免、设立投资推广署Family Office HK专责团队等。
（注：信托通常是家族办公室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单一家族办公室由信托结构持有，其他家族办公室则管理着由信托架构持有的财富）
此外，在香港设立信托无需公开登记，即便出现争议也可选择保密仲裁，这也令境外信托更具吸引力。
香港信托工会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约有2700家单一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运营，其中一半以上管理着超过5000万美元的财富。
以此次娃哈哈信托事件中的账户所在银行——汇丰银行为例，财报显示，2024年汇丰银行个人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业务的单位信托费用收益净额为72.40亿港元，占相关信托业务费用收益净额的比重超过98%，同比增速高达49.87%。
3
中国信托业转型的新‘征途’
相比于离岸信托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境内家族信托业务确实稍显稚嫩。
国内信托公司早期主要专注于地产和政信类信托，直到2013年初，平安信托才推出国内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家族信托产品。2018年的‘37号文’才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明确家族信托这一业务类型，形成相对清晰的业务指引。
但短短几年内，境内家族信托发展势头愈发迅猛。
这一方面与境内高净值财富管理需求的快速增长息息相关。尤其，随着近几年全球外部环境面临剧烈变化，企业经营风险攀升，资本市场持续波动，高净值人群对于资产保护、财富传承等方面的需求更加迫切。
《2024胡润财富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我国富裕家庭（资产600万以上）、高净值家庭（资产千万以上）、超高净值家庭（资产亿元以上）以及国际超高净值家庭（资产3000万美元以上）的数量均较上一年有所减少。
对于中国信托行业来说，在破刚兑、去通道、去嵌套的要求下，信托机构回归本源业务是大势所趋，而助力中国企业家顺利交接班，实现家族顺利传承，正是体现信托核心价值的重要战场。
2023年6月正式实施的《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下称‘三分类’新规）中，信托业务被划分为资产服务信托、资产管理信托和公益慈善信托三大类，其中家族信托在资产服务信托中居首。
因此，家族信托成为各信托公司寻求突围的重要赛道。
数据显示，2024年新成立信托产品规模8.32万亿元，其中资产服务信托产品4.73万只，规模4.48万亿元，分别占新成立产品个数和规模的70.17%和53.84%。
值得注意的是，除家族信托外，‘三分类’新规还新增了门槛降至100万元的家庭服务信托，让信托服务得以迈向更广阔的市场、服务更多家庭。
《2024胡润财富报告》指出，未来10年内预计将有20万亿元财富传给下一代；20年内，这一数字将增至45万亿元；30年内，财富传承总额预计达79万亿元。
另一份来自汇丰私人银行的《2024中国企业家财富报告》显示，27%的受访企业家计划在未来5年内推进财富传承；但与此同时，高达74%的受访中国企业家尚未开始规划财富传承，远高于全球受访者的平均水平（61%）。
从这个角度看速牛配资，境内家族信托的‘征途’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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